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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三十六年（1608），遼東地區發生了哈流兔之役。本來應是邊鎮發動的一次普通的戰役，但經過揭露，這次「戰役」實際上是統兵的遼東鎮新任總兵通過殺降的手段冒充捷報與戰果的事件。那麼哈流兔之役的經過究竟如何呢？
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十二月，蒙古賴歹部與蟒金部入犯薊鎮。據《明通鑒》卷74萬歷三十六年十二月：「是月，朵顏（實際是蒙古左翼察哈爾部）犯薊州。朵顏察罕之子賚琿岱（舊作賴暈歹——原書小字），狡黠為邊患，與其從父莽吉勒（舊作莽金——原書小字）潛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御。 時援師所至，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京師戒嚴。
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蒙古部落進入河流口，大掠而去，給京師造成不小的恐慌，九門閉，京師戒嚴。而且事情并沒有到此結束，「河流口之失，各屬夷伯牙兒、滿旦屠記等諸酋皆踵賴、蟒之后，率部夷講賞，挾以必犯，而賴、蟒復糾集東虜黃台吉，更欲入犯喜峰。」 這些蒙古部落依然承襲俺答的做法，利用入侵、劫掠的手段，給明朝造成很大的壓力，讓明朝廷覺得與其讓邊境遭受如此損失，不如與蒙古部落講和，進行市賞。
但明朝方面認為如果輕易講和，會讓蒙古部落更加肆無忌憚，「伯牙兒、滿旦屠記等諸酋皆踵賴、蟒之后」，入犯挾賞的蒙古部落會越來越多，故而明朝廷并不會善罷甘休：「薊遼總督王象乾以狂虜無忌如此，勢不得不協力一剿」；神宗則批復「逆夷不思朝廷恩德，敢于犯邊挾賞，不一懲創，為患安窮？」除了懲辦抵御不力的參將馬棟之外，兵部還計劃對入犯的蒙古部落進行打擊。 時任兵部尚書的官員，正是曾平定播州之亂的李化龍，他向神宗皇帝上奏：薊鎮實神京肩背藩籬，一決則烽火達于甘泉，徒驅無衣無食之卒以當十方方張之虜，所謂腐肉之齒利劍，必無幸者也。
皇上重念安危大計，莫如大發帑金，增守戰之具，戶部仍預春季之餉，預給軍士，以養其力。萬不得已，則請先發太仆寺銀五萬兩與戶部額餉星夜觧至軍前，頒給戍卒準備衣械。至于薊遼，一總督節制策應，宜聽指。且杜松薊之舊帥，若能募集敢死士萬人，從山后搗其巢冗，則東虜狼顧，則薊賊必潰。宣府撫鎮將領，尤當一面修防，一面宣諭西虜，令其斂束部落，毋聽勾引。李化龍認為除了增強薊鎮守備、保障京師安全之外，也要積極采取行動。
賴暈歹等部雖然在河流口擊敗明軍，但明軍有所準備，憑借賴暈歹與蟒金的力量不足以形成進一步的打擊，于是賴暈歹又聯合黃台吉等部共同入犯喜峰口。于是兵部請求遼東鎮的總兵杜松招募敢死之士，從背后搗毀黃台吉部的老巢根據地，令其進退失據，不得不回援，到時候薊鎮的賴暈歹等部實力不足，孤立無援，明軍就可以將其擊敗。神宗皇帝基本上同意了兵部的提議，令薊鎮、宣府、遼東三鎮互相配合，抵御蒙古部落的二次入侵。
遼東鎮新任的總兵杜松是明朝的名將。據《明史·杜桐傳》「杜桐，字來儀，昆山人，徙延安衛」，則杜松與其兄杜桐祖上原為昆山人，後來遷到延安衛，應是世代戍邊的軍戶出身。《杜桐傳》附的《杜松傳》則記載了杜松歷任寧夏守備、延綏參將、延綏副總兵、孤山副總兵、延綏總兵、薊鎮總兵等職，可謂活躍在九邊地區。據《明史紀事本末》，杜松「守陜西與胡騎大小百余戰，無不克捷，敵人畏之，呼為杜太師而不名」，可見杜松在蒙古地區的威名。
當時杜松剛剛在連山驛（今葫蘆島市連山區）抵御蒙古入犯，隨即率兵出邊以配合薊鎮。后據總鎮標下管坐營中軍游擊事都司崔吉上報：「鎮守杜總兵懸賞銀牌，以示激勸。遂兼程前進，二十三日馳至連山驛，分布一字陣，申嚴號令……于二十四日未時分，從寧遠中左所長嶺山堡平山台出境，馳至地名哈流兔，離邊二百五十余里。前賊知覺，舉煙放火，吹掌觱篥，聚集精兵，執打坐纛，擁眾迎敵，喊聲震地。
鎮守杜總兵督兵前進，激賞銀牌，復申號令，嚴諭各軍當效死力，以報朝廷之恩，以報河流之仇。我兵奮勇剿殺，沖斫數陣，賊見勇猛，敗遁騰山。我兵乘勝追殺，趕至巢穴。在陣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得獲達馬夷器。」至萬歷三十七年（1609）正月，遼東地方將「哈流兔大捷」上報朝廷，「遼東總兵杜松以狡虜助逆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連山驛斬獲功次上聞，章下兵部。」而就在杜松及部下將士等待著朝廷賞銀的時候，不利于杜松的信息卻一件一件傳了出來。
首先，在上報之時，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馬拯就提出，杜松出邊，實際上是「剿殺拱兔營內達賊」，且「夷酋拱兔原系款和夷人」。而準備犯搶喜峰口的，是黃台吉部，而非拱兔部，朝廷的命令，也是讓杜松去搗黃台吉巢，可見其中必有不實之情。當時巡按遼東的熊廷弼稱：「臣聞拱兔于諸酋中最強，顧其人可以理諭，而不肯輕動，但一動，而其兇悍遂不可制。
自寧前撫賞以來，沿邊部落零星小竊，歲時有之，而本酋自家近頗安靜，與他酋之朝受賞而夕搶掠者不同。今既被剿，勢必復讎，寧前單弱，勢必難支。該道深憂苦慮，愁蹙向臣，血淚欲墮，臣為之惻惻心動。」可見其認同兵備道馬拯的說法，并為這一事件的后果感到擔憂。但是當時「據邊報，東虜頭目燒大成、把克台吉等因搗巢之恨，會合來大等，共選精兵萬余，準在二十前后犯搶遼東寧遠東西一帶地方報仇。
又據走進回鄉人口稱，有近邊駐牧屬夷兀魯孩廝等酋，因里邊兵馬搗巢殺他達子，各將部落牛馬北移，仍調人馬四五萬，準在二十前后犯搶寧前地方報仇」，所以目前蒙古部落想要來報仇的情況十分危急，如果內部先亂，勢必無法抵御外敵，故而熊廷弼采用調和的態度，以使杜松與馬拯等人平心相處，共同御敵。 他在奏疏中說：「但拱酋者，插漢之屬也，于寧前雖為款和，而于薊門實為助逆。
督、撫敘疏，謂其受撫于東，助逆于西，而比之于附他犬以吠主，非不知其款和于遼，而遽開此釁也，是時急在薊門，以速解京師肘腋之危，不得不緩在寧前，以暫收塞上眉睫之效。兵部有議，軍門有咨，撫、鎮計定而后行，非該鎮輕舉妄動，而好逞于一擊也。身提重兵，深入虜境，唯敵是求，何分款逆？虜既已整兵而來，我豈得按兵不動？慮不反顧，勢不并存，剿殺之外，更無別法，亦非該鎮可以歇手時也。以寧前之極敝，而復加強橫忿恨之虜，該道之憂，憂在生靈，而該鎮不必過起嫉功之疑。以遼左之積弱，而忽振張皇克詰之威，該鎮之功，功在封疆，而該道亦不必過執啟釁之說。
為今之計，唯有亟行敘錄，以鼓將吏敢戰之心，嚴加防御，以捍地方蹂躪之患，鎮、道同心，文武協力，共圖所以待虜之策而已矣。」據《明實錄》：「連山驛之捷，總兵杜松因奉檄搗東虜黃酋以牽薊賊，乃率眾從寧遠中左夜馳至哈流兔，剿殺拱兔營夷級一百四十六顆。寧遠兵備馬拯謂：‘拱兔原系款夷，今既被剿，勢必復讎。
寧前單弱，事將叵測。’各相飲憾。遼東巡按熊廷弼以聞，請分諭鎮道，商求目前所以待虜之策，毋徒各逞私忿。仍乞速行哈流兔之賞，以申激勸。」但他同時也指出：「夫以緩薊之故，而忽開遼鎮之兵端，以來、蟒二酋之故，而盡失東虜之款志。 來酋之勢未見立孤，而反益速其合，東虜之情未見內顧，而乃更觸其兇，三方未收犄角之功，而一處先虞剝膚之害，此在老成籌邊者自有成謀定畫，非臣愚蒙所能測識。」
可見熊廷弼認為杜松此舉，搞錯了用兵對象，讓與明朝款和的蒙古部落與明朝為敵，更加強了與明朝對抗勢力的力量，給邊防造成更大壓力。只是因為眼前形勢危急，且希望杜松能有所作為，這才為其回護。然而杜松終于辜負了人們的厚望。先是他急求賞金，「似有必得全賞，而后肯出門之意」、「哈流兔之捷，眾謂其必報，總兵杜松急勒全賞。兵部言：‘拱兔陽款于遼，助逆于薊，是役關系薊門安危，不當以今日授薊之故，逆料他日讎遼之事，宜速發賞功銀到彼給賞。’從之。」
杜松急求賞金，兵部則與熊廷弼的意見一致，對杜松有所包容，而最終讓賞金下發。接下來又發生了拱兔報復的事件，也就是大勝堡之禍。據《明實錄》萬歷三十七年（1609）三月辛卯條：「虜犯中右所及錦昌，及是陷大勝堡。拱兔自以忠順見剿，小歹青數激之入搶，遂以兵五千人攻堡，殺掠無遺，復深入小凌河約二十里，游擊于守志兵入山口被沖，殺折官軍一千余員名，守志身被重創。報我哈流兔之役也。」 拱兔被哈流兔之役觸怒，果真率領兵馬入犯，其主要目的是來報仇。據熊廷弼報稱，大勝堡之役，「該堡殺虜官軍人等三百八十五員名。戴章甫再查，則比原數多一十六名」，熊廷弼還聽說「拱兔自以款附見剿，不勝慚怒，云：‘杜總兵無故殺我邊夷，我必將他邊堡盡行屠克而后已’」、「拱兔本忠順，雖懷仇恨，尚可羈縻。
惟小歹青最狡，往屢向寧前索賞未遂，因乘機挑拱兔曰：‘爾嘗自稱忠順，他人作賊，爾還阻攔，今偏殺爾部夷，若還就與講款，不如死。必須克得幾座城堡，立些聲名，然后講款未遲也。’以此拱兔愈加羞憤，不圖搶掠，只圖克堡」，可見拱兔志在殺人報仇立威。這一次戰役，游擊于守志擁兵不救，責任最大，而杜松的表現也令人失望：「拱兔果以無罪見剿怒，小歹青又數激之，乃以五千騎攻陷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凌河，肆焚掠。
游擊于守志遇于山口，大敗，死千余人，守志亦重創。松駐大凌河，不敢救。遼人多咎松，朝議謂松前僅抵錦州邊十里，未嘗出塞，所殺乃保塞部落，悉縛殺之，非陣斬。松愈忿，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大凌河。」 可見杜松也是擁兵不敢救援，而后因為朝廷的壓力，不得不提兵出塞，然而只斬獲了五級，所明軍卻因為陷入大凌河之中而損失不少。
在大勝堡之役后，李化龍仍然對杜松有所期待：「乞令杜松戴罪御虜，再或專，決難輕貸。游擊于守志充為事官，立功自贖。」杜松卻因此更加慚憤，杜門不出，舉止乖張，其遭解任也在所難免：「勒杜松解任回籍。大勝堡之沒，兵部議以松戴罪御虜。松自聞劾后，益憤懣欲死，盡焚其鎧甲器仗，一切兵事弗問。 兵部復言松志意已亂，留一日則為遼左一日之患，于是上命回籍。員缺即推堪用的來看。」
據熊廷弼上報：「今該鎮決意求去矣。初三日移臣手本，內敘病勢阽危，情辭切，欲臣速為題請更代。 除聽督、撫會議外，隨還書留之。蓋該鎮正月內杜門，臣以書促之而即出；三月內杜門，臣又以書促之而即出，意今書可復挽其去志。
及初五日，據坐營中軍游擊崔吉稟報，有不勝其驚駭者。報云：‘三月二十八日，杜鎮守接見京報參論一惱，中痰倒地，許久方醒。至二十九日，將冠帽、員領、玉帶、賬房、官轎、執事、旗號，并盔甲、弓箭、槍刀、器具、衣服等件搬在大堂前，望西南叩頭，用火燒毀。 即喚值日捕盜官替尋棺木送進，隨臥炕，撫、院、部、道倶來看視，不起。’」可見其慚憤而不知所為的情狀。
杜松是一介武夫，行事魯莽，本來就犯下錯誤，又不能及時自勉，反而行為乖張，更加重其錯誤。他的這些行為使得想要挽留他的人也灰心了。于是有關哈流兔之役的真相也更為具體地揭發出來了。杜松解任之前，有關哈流兔之役所隱瞞的真相就已經有所揭露：「是時，哈流兔搗巢言者謂松僅至錦州邊十里，將臥佛寺看邊屬夷曹善友等盡行殺戮。」也就是杜松并未真正「搗巢」，只是到邊外十里的范圍內殺死了看邊屬夷而報功，實際上就是殺良冒功。
因為就此事熊廷弼與兵科宋一韓等人頗多爭論，故而熊廷弼對此論之甚詳，還將杜松部下等目擊證人的供詞記錄下來，可見杜松發動的「哈流兔之役」的詳細經過。據《備述各將首辯文詳四駁兵科疏》：「七月出廣寧而西，有二被執者立，臣輿前問之，則正兵營護送把總張世祿、李進功也。因問當日搗巢爾等在否，其一曰‘世祿在’；問斬級若干，曰‘二十六顆’；問巢遠若干，曰‘直錦州、小凌河邊墻三十里。’」也就是杜松出塞作戰，其斬獲僅只二十六級，而且只距離邊墻三十里。 據杜松所報，「馳至地名哈流兔，離邊二百五十余里」，顯然不符。高貞等又揭露，萬歷三十六年（1608）十二月二十三日，杜松率軍「行過連山驛，天晚，復回本驛歇下。即差夜役調取寧遠通丁黃朝重等來赴連山，就問黃朝重：‘我今要從興水縣出口何如？’當有黃朝重回稟：‘路窄山險，難通大兵。’詢問，又有寧前兵備馬副使，見得屬夷未敗款盟，無故撲殺，恐開邊釁，徑差舍人蕭崇功持書攔阻。
杜總兵當時怒目疾視，大叫云：‘我奉朝廷特命搗巢，以報河流之仇隙。他今苦以書攔我也，不消出口，你各將明日都回營去。’」可見馬拯了解邊外形勢，知道杜松要對拱兔方面用兵，而有意加以阻攔。
第二日早晨，杜松又命人將拱兔方面來討賞的龔學文押來，「將龔學文割去一耳。又云：‘再押過龔學文寫供狀，內要說搶河流口有拱兔達子助兵一半。’」而兵部認為「拱兔陽款于遼，助逆于薊」，可能就來源于此。但杜松并不能就此罷休：「我大兵至此，一旦袖手空回，不謂徒勞士馬，抑且有違明旨。必意搗巢，可從何地出口？」于守志回答：「與長嶺山堡對直，有二十余里可以出兵。」
杜松就要從此地出兵，但為高貞所阻攔：「此地山勢峻峭，樹木叢茂，雖有小道容得一人一騎，盡被風刮大雪填滿，委難行兵。若從此去，倘達子預知消息，伏兵突起，進退兩難。」杜松大怒，「傳示此后再有將官妄言阻撓軍機者，本鎮定以軍法從事。仍又分付本職將長嶺山堡屬夷即差夜役與我調來，不可走透消息。仍又分付可將四堡坐口夷人盡行收入堡內，如若走脫一丁，定以漏泄軍機論。」待高貞等人將各邊堡夷人調來后，杜松即命人將這些人全部殺害。
于守志自己稱「我錦州看邊屬夷倶已殺訖」，另一將楊暉的報告也稱于守志說「我那大福、大興邊上款虜，已差人收拾畢了」，而高貞所調長嶺山堡的夷人，「杜鎮守當即分付內丁門下等眾，將長嶺山堡屬夷盡數殺訖。」而杜松「仍從長嶺山堡出口」，而「境外入夷巢，委實止斬首二十六顆」，總共上報的首級一百四十六顆之中，「除境外不知夷名外，其余一百一十四顆倶有姓名證佐」。
真相至此明朗，杜松實際并未出邊二百五十余里，到哈流兔這個地方「搗巢」。而僅僅在近邊殺了一些拱兔部落的人，并且將長嶺山堡、椵木沖堡、大福堡、大興堡等邊堡外的看邊夷人捉住殺害，上報當作功勞。哈流兔其地確實存在。
據和田清考證，哈流兔就是《蒙古游牧記》（卷二）《土默特右翼旗》條所說的哈柳圖河地方：「水獺河，蒙古名哈柳圖，源出蘇巴爾噶岡，南流徑托羅克台山，入小凌河」，是小凌河的一個支流。而水獺河就是今天的良圖溝河，在今遼寧省朝陽市朝陽縣七道嶺鄉一帶。而據圖上距離，從良圖溝河到葫蘆島市僅有70多公里，似并沒有杜松所說的「二百五十余里」。又，杜松曾詢問高貞：「中左營所屬有幾個邊堡，看邊屬夷系那營部落，當職回云：‘共有四邊堡，倶系拱兔營達子’。」 可見拱兔活動的范圍，就在寧遠至錦州的邊外，小凌河流域一帶。
哈流兔之役的發生，本是朝廷讓杜松去攻擊察哈爾黃台吉部以牽制賴暈歹、蟒金部對薊鎮的進攻，然而杜松畏懼搗巢的風險，僅在近邊之處殺害拱兔部的「降夷」，冒充戰果， 不但沒有達到朝廷的目的，還開啟了明朝與拱兔部的爭端，增大了邊防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