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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之戰是夏以前唯一被記載的通過戰爭實現改朝換代的古史傳說，是確立中華文明發展方向的奠基之戰。
交戰的雙方分別是黃帝為首的炎黃部落聯盟和蚩尤為首的九黎部落聯盟。在經歷數次苦戰之后，最終，黃帝擊潰了一度占據上風的蚩尤，成為了天下共主。
據《史記》記載：「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有熊國君。」不過，黃帝和炎帝并非具體某個人，而是一個部落群體，這個部落的每一代首領都可以叫黃帝和炎帝。《帝王世紀》云：「炎帝之號，凡傳八世」。
黃帝和炎帝部族均發祥于黃河中游的陜西，對應的考古學類型為仰韶文化中晚期，在長期的繁衍過程中形成了姬和姜兩大姓氏血緣部族。
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末代炎帝在位時期，黃帝部族東進，在河南新鄭建立有熊國。黃帝部落的發源地目前還有爭議，但歷朝歷代對黃帝的有熊國在鄭地卻并無異議。
2020年5月7日，河南鄭州正式對外公布，在鞏義河洛鎮發現了迄今為止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址群—雙槐樹遺址。經科學測年確認，雙槐樹遺址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3000年。
無論是規模性質還是出土的北斗九星、牙雕蠶等遺跡判定，雙槐樹遺址是黃帝族的一處都邑是確鑿無疑的。更為重要的是，雙槐樹遺址發現了明顯的地裂縫隙，與今本《竹書紀年》所載的「一百年，地裂，帝陟」相互印證。
顯然，河南伊洛平原地區正是黃帝的根據地，這塊上古時期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廣袤平原，古國林立，黃帝正是通過對周邊部族的征伐，確立了「霸權」。
蚩尤部族最初發祥地在何處，目前還沒有定論。但《逸周書》曾記載：「昔天之初，命蚩尤宇于少昊」，可知，蚩尤當時的根據地在山東西南一帶，勢力范圍囊括了河北河南、山東三省交界，考古也發現了在緊鄰大汶口文化地區的確存在著仰韶文化大司空村類型，與炎帝同源。
黃帝與蚩尤交戰的原因，歷來有三種說法：一是蚩尤作亂，延及平民，黃帝怒而討之；二是在炎帝臣服于黃帝后，蚩尤不聽帝命，而自立為炎帝，與黃帝展開了帝位的爭奪戰；三是黃帝和蚩尤為爭奪中原地區的食鹽命脈—晉南鹽池而爆發大戰。
前兩種說法帶有明顯的正義戰勝邪惡的主觀主義說教，顯然是出自勝利者黃帝之后代編纂的緣故，至于第三種說法，目前也只是推測。但歸根結底，黃帝和蚩尤的大戰，無外乎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不同部族爭奪生存資源的真實寫照。
事實上，后世關于涿鹿之戰的記載中，都有天災的描述。如《山海經》中「蚩尤請風伯雨師」，「黃帝令應龍蓄水，請天女魃止雨」，「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苗族《蚩尤神話》中則有：「黃龍公（黃帝）兵將所到之處，雷雨大作，河水泛濫」。
上古先民把他們所遭受的特大旱澇災害，當成了黃帝和蚩尤雙方施法所致，并鐫刻成記憶代代相傳。根據中科院院士竺可楨繪制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曲線可知，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出現了「仰韶溫暖期」，導致短暫的氣候失常，其結果是引發洪災和旱災。
這才是黃帝和蚩尤爆發涿鹿之戰的真實原因。
司馬遷在《史記》中曾提到：「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由于漢代全國只有一個涿鹿縣，即今天的河北桑干河下游的張家口市涿鹿縣，所以，黃帝戰蚩尤的交戰地在河北涿鹿就成了多數人的共識。
但這就帶來一個非常大的困惑，河北涿鹿距伊洛河的黃帝都邑距離超過了1600里，在河南的黃帝和在山東的蚩尤，為什麼要繞道千里之外的河北進行決戰？
唯一的解釋只有一個：涿鹿之戰的交戰地并非涿鹿縣。因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涿鹿一帶，其生存環境遠遜于中原農耕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黃帝和蚩尤部族是否具備千里行軍的后勤補給能力另當別論，單就雙方爭奪的戰略目標而言，河北涿鹿既非適宜的居住地，也非制霸諸侯的要地，更非出產鹽銅等戰略資源的地方。
于是，著名考古專家張忠培提出了全新的命題：「涿鹿之戰」真實含義是「群雄逐鹿河洛」。所謂「鹿」即麋鹿，寓意對中原農耕區的統治地位。
果然，在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北斗九星遺跡上端的北極位置附近，考古專家發現了一頭首向南并朝著門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所在的北極方位，又相當于地中，正寓意著天命王權。
黃帝和蚩尤對河洛地區的爭奪，才是涿鹿之戰的真實寫照，而交戰地在中原而非河北，也符合「黃帝與蚩尤作戰，九戰九敗，歸于太山（指泰山），遇一婦人，人首鳥形，自稱玄女，教授黃帝取勝之法」的歷史記載，最終，在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少皞部落幫助下，黃帝擊敗了蚩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