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四月，時值春夏之交，桃蹊柳陌，鶯飛草長，正是江南一年中最好的時節。

此時的臨安城內，處處張燈結彩、熱鬧非凡，十里御街兩側，更是萬頭攢動、人山人海。

遠處，一駕由駟馬牽引，裝飾極盡奢華繁縟的象輅，在禁軍開道之下，正由御街一側的朝天門，向臨安皇城緩緩駛來。

而南宋朝廷所有夠分量的文武官員，都早已畢恭畢敬的等候于和寧門外。

不僅如此，當朝天子、宋理宗趙昀也出現在了迎接的隊伍之中，和所有人一樣，此刻的大宋官家，也在翹首企盼著帝國的救星和擊敗蒙軍的英雄，由前線載譽歸來。

而車駕之中，便是剛剛取得「鄂州大捷」，從京湖戰場凱旋班師的右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

御賜皇家車輦儀仗，文武百官列班靜候，天子更是降貴出迎，趙昀用這種聲勢浩大的排場和前所未有的榮寵，向這位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功臣，表達著帝國最高的敬意。

更藉此向滿朝文武和萬千子民高調宣誓：從這一刻起，大宋又一位媲美岳飛、比肩孟拱的「新神」誕生，王朝中興有望，社稷復振在即，君臣勠力，蒙古人又有何懼哉！

只是誰又能想到，所謂的「鄂州大捷」不過是一場虛構的勝利，而臨安城中這萬人空巷的盛景，也將是南宋王朝最后的狂歡。

在「諸路大捷、江漢肅清」所營造出的虛假繁榮之中，從賈似道身披「再造宋室」的光環，走上神壇的那一刻起，已經為老邁的趙宋帝國埋下了敗亡的伏筆……

危機重重，蒙軍三路攻宋

寶祐六年（公元1258年），為徹底征服南宋，新任蒙古大汗孛兒只斤·蒙哥，以十萬精兵兵分三路，再次發動全面侵宋戰爭。

其中，以兀良合台任南路主帥，由此前已被平定的大理出兵，經云南入廣西，北上湖南；忽必烈統帥的北路軍，從河南南下，進攻長江重鎮鄂州（武漢）。

中路則由大汗蒙哥親自坐鎮，經關中奪取四川，東出夔門沿江而下。待三路大軍會師鄂州后，合兵直取下游的南宋都城臨安。

計算時間，從1234年「端平入洛」引發蒙宋戰爭開始，南北交鋒已持續了整整二十五個年頭。

草原之上，從窩闊台到蒙哥，已經先后更換了三任主人，而宋理宗「漫長」的皇帝生涯，也在北方的警報和硝煙中度過了大半。

勝負未分，戰爭仍會繼續，只是這次，南宋王朝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窩闊台時期，蒙軍主力大多用于西征，導致攻宋的兵力不足，而其中還參雜了大量漢軍，戰斗力相對較弱。

窩闊台的兩位皇子闊端、闊出，分率兩路大軍同時南下，戰場從長江上游而下，針對南宋四川、荊湖、兩淮三大戰區全面展開。

這樣的安排，看似氣勢洶洶，實則戰線過長，既稀釋了有限的兵力，又缺乏明確的主攻方向，加之深入漢淮河網和巴山蜀水，騎兵優勢也無從發揮。

所以蒙宋戰爭的第一階段，南宋雖陷于全面被動之中，但并無生死存亡之憂。

而1258年蒙哥的三路伐宋，則吸取了窩闊台汗此前戰略上的經驗教訓，首先就放棄了進攻南宋重兵把守且水系密布的江淮地區。

而各路大軍又有主次之別，東路十萬人作為主力，由蒙哥御駕親征，集中優勢兵力進攻地形條件最復雜的四川地區，一旦重慶失守，蒙軍占據上游后沿江而下，南宋賴以生存的長江防線將面臨巨大的考驗。

側翼的南北兩路，兀良合台由南方迂回包抄，采用的是蒙古人最擅長的「斡腹」戰術，這一路雖然只有萬余人，但從側后方能夠輕易對南宋腹地造成威脅。

而忽必烈負責的京湖戰場，雖然向來是南宋高度重視的區域，但曾經鎮守荊襄，令蒙軍聞風喪膽的一代名將孟珙，早在1246年便已辭世。

北路五萬蒙古鐵騎洶涌南下，而荊襄之地卻再也找不到一位可以真正擔負起抗蒙重任的帥才。

不得不說，南宋三面戰場，均是危機四伏。

轉機突現，蒙哥汗戰死釣魚城

戰爭開始之初，蒙哥的戰略構想，在南北兩路戰場都很好地得到了執行。

1258年底，忽必烈由蒙古草原南下，次年八月即率主力渡過淮河，此后一路連連戰連捷，九月初便兵臨江北重鎮陽邏堡，劍指南岸鄂州。

而兀良合台的云南軍團，行動更為迅速，由滇入桂，再北上湖南，轉戰千里，也是勢如破竹，在1259年正月，成功擊潰二十萬宋軍，圍困重鎮潭州（長沙）。

率領十萬主力御駕親征的蒙哥，于1258年冬揮師入蜀，攻占西川后，順嘉陵江東下逼近合州。

至此，南北對進的兀良合台、忽必烈兩部，即將在湖北會師，四川也只差拿下合州一城，便可進窺重慶，三路大軍合圍鄂州的計劃，眼看就要實現。

但合州東北一座不知名的彈丸小城，卻意外阻擋了蒙古大汗前進的步伐，并成為了左右整個蒙宋戰局的關鍵。

早在窩闊台攻宋期間，因漢中淪陷，南宋已喪失蜀道天險，蒙軍得以輕易出沒于成都平原，進行殺掠破壞，宋廷被迫將四川治所由川西的成都東移至重慶。

1241年，由于窩闊台病逝，以及此后的汗位之爭，蒙軍全面停止對南宋的進攻。而新上任的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玠，則利用這難得的喘息之機，依托川東復雜的山勢、河流等地形條件，建立起了以重慶為中心，以釣魚城為屏蔽和支柱的縱深梯次防御體系。

所以，蒙哥雖然在川西一路勢如破竹，但實際上中路軍真正的考驗，還是在這合州釣魚城。

釣魚城位于三江匯流之處，城垣依山而筑，三面環水，一面又緊鄰懸崖峭壁，如此地形，騎兵難以施展，大型的攻城器械也無法安置。

要想強攻，只能由步兵以最原始的「蟻附」方式，徒手登山仰攻，而釣魚城的守城士兵居高臨下，依靠箭矢炮石，便能輕易地化解危險。

而且城內糧食儲備充足，又有天池蓄水，可漫山取柴，根本不懼長圍久困。

從1259年二月開始，蒙哥的十萬精兵屯駐城下而難以寸進，屢屢強攻卻死傷慘重，進入四月，又迎來川東地區漫長的雨季，進攻被迫停止。

隨后氣溫日益升高，溽暑蒸騰不僅令久居寒地的蒙古人痛苦不堪，炎熱的天氣和戰場惡劣的衛生環境，更導致疫病在軍中肆虐橫行。

形勢對蒙軍已極其不利，如果此時蒙哥選擇繞過釣魚城，經水路東下重慶，對于整個蒙古軍團而言，可能一切還有轉圜的余地。

但游牧民族一向崇尚武力，堂堂蒙古大汗統率百戰之師，在釣魚城這彈丸之地強攻半年而不下，最終還要選擇另辟蹊徑，這樣「怯懦避戰」的行為，不僅會動搖蒙哥尚未坐穩的汗位，更會成為伴隨其一生的戰爭污點。

強者的驕傲令其只能孤注一擲、不惜一切的強攻，而大汗的尊嚴也最終逼著蒙哥在釣魚城走上了絕路。

1259年七月，蒙軍對釣魚城發動總攻，戰況焦灼卻依然無法一錘定音，憤怒的大汗蒙哥親臨前線，登高眺望戰況，不幸為城內炮石擊中，隨即重傷不治而亡。

臨危受命，賈似道出兵鄂州

蒙哥意外陣亡，中路軍班師北返，南宋的境況出現了一絲轉機，但威脅并沒有完全解除，因為蒙古另外兩路大軍仍在不遺余力的進攻。

1259年八月，忽必烈在南下途中便接到了宗王穆哥寄來的密信，在告知蒙哥汗死訊的同時，也勸其立即撤軍北還，以便爭奪汗位。

但忽必烈認為大軍已至長江北岸，不愿空手而歸，而且一旦拿下重鎮鄂州，在此后的汗位之爭中，必然會為自己增添巨大的政治籌碼，因此堅持渡過長江，慘烈的鄂州之戰由此拉開序幕。

鄂州位于長江、漢水交匯之處，東接兩淮、西臨川蜀、北望荊襄，是南宋在長江中游地區最核心、最重要的城鎮。

此地告警，南宋朝野震驚，理宗急詔諸路宋軍應援，并拿出內庫存銀七千七百萬緡，充作軍資。

而歷任京湖制置使的賈似道，則臨危受命，被擢升為右相兼樞密使，赴京湖前線督師，全權指揮抗蒙作戰。

1259年十月，當賈似道抵達鄂州時，宋蒙雙方已經進行了多輪激烈的交鋒，城內守軍死傷達一萬三千人，知州張勝也已戰歿軍中。

鄂州搖搖欲墜，東南城垣在猛攻之下更是殘破不堪，為防敵人突破，守軍只能隨毀隨修，賈似道甫至前線，便下令環繞城墻內壁，再造木柵一道。

依托木柵，既能防止蒙軍穴地攻城，在城墻失守的情況下，也可以再次組織反攻，而在賈似道督促之下，僅僅一夜時間，防御工事便告修竣。

這樣的軍事才干和指揮效率，連城外的忽必烈也大為贊賞，不禁對扈從諸臣發出「 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的感嘆。

只是欣賞也好，感嘆也罷，忽必烈并沒有絲毫降低對鄂州的攻擊強度，因為他知道，城內傷亡慘重，此時參與作戰的，大多都是未經戰陣的義勇和倉促集結的廂軍，兵力有限且戰斗力不強。

無論南宋派誰指揮作戰，鄂州城破人亡，也只在旦夕之間。

但忽必烈失算了，就是鄂州城內這些烏合之眾，此后數月，硬生生扛住了蒙軍輪番的猛攻，而十一月初，此前在四川戰場的呂文德部自重慶沿江而下，進援鄂州，兵力增加守城則更為無虞。

蒙軍數萬精兵盤桓城下，久攻不利導致士氣逐漸低落，加之凜冬將至，糧秣也是日益匱乏，戰爭逐漸進入僵持對峙狀態。

而忽必烈的妻子又派人急報，蒙古貴族中已經有人準備謀立阿里不哥繼承汗位，敦促其盡快班師北歸。

恰在此時，賈似道遣使前來求和，忽必烈正值焦頭爛額之際，便順水推舟與其達成停戰協議，解除對鄂州的包圍，回旆漠北。

而作為忽必烈的擁躉，南路的兀良合台也在不久之后，由潭州撤兵北上，返回草原支持忽必烈繼位。至此，蒙哥三路伐宋的計劃全部落空。

得勝班師，一步踏上神壇

鄂州之戰結束，南宋王朝迫在眉睫的危機得以解除，賈似道立即上表朝廷報捷，然而在奏折之中，既沒有涉及忽必烈因何而退兵，對于其私下求和之事，更是只字不提。

而蒙軍渡江北返之時，賈似道則趁機出兵，尾隨追殺了上百人，更以此謊報戰功，強調「 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

一番粉飾渲染之下，忽必烈出于各種原因的主動退兵，搖身一變，成為了賈似道口中瞞天過海的「鄂州大捷」。

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四月，賈似道以「鄂州之戰」總指揮的身份，帶著擊敗忽必烈、拯救宋室江山的榮譽光環，班師回朝。

前線捷報傳入京師，萬民歡欣鼓舞，宋理宗更是龍顏大悅，親率文武百官在皇城和寧門外，迎接功臣凱旋。

此后，理宗對參戰的各級官員大肆獎勵，對所有陣亡的將士也給予優厚的撫恤，而「鄂州大捷」的首席功臣賈似道，在加官進爵、封妻蔭子的同時，更成為所有南宋人心目中足以安邦救國、震懾四夷的無敵戰神。

當然，「鄂州大捷」的結果是真實存在的，起碼蒙古人確實退兵了，而南宋的半壁江山得以繼續保全，只是獲得勝利的原因和過程，全部是賈似道偽造的。

所以，從嚴格意義來說，鄂州大捷只能算作是一場真假參半的戰爭，但就是這場僥幸的勝利、虛構的大捷，不僅讓賈似道一步走上神壇，更迅速確立了其無法撼動的政治地位。

步入中樞之后，賈似道利用理宗繼承人的問題大做文章，排擠走了與自己地位相當的左相兼樞密使吳潛。

又通過各種手段，逐步解決了宦官、外戚等可能妨礙自己大權獨攬的各種政治勢力。

不過數年光景，賈似道便獨攬南宋軍政大權，真正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理宗朝獨一無二的權臣。

客觀而言，賈似道是具備一定的政治手段和軍事能力的，沒有他的堅守，鄂州之戰恐怕也熬不到蒙古人的最終退兵。

一代戰神孟珙，晚年時曾舉薦賈似道接任自己京湖制置使之職，做為對手的忽必烈，對其也是贊賞有加。

蒙宋雙方最優異的人物，都能夠同時認可賈似道，恐怕不能用「偶然」二字來解釋。

只是相比庸碌無能之輩，像賈似道這種有才無德之人，因為一場虛構的「鄂州大捷」而最終得以身居高位、把持朝政，才是無形之中對整個南宋王朝最致命的傷害。

后患無窮，南宋挽歌響起

賈似道出身官宦之家，身上多少有些紈绔習氣，其姐乃是理宗寵妃，少年得志又攀龍附鳳，難免有些放浪形骸。

后世對其「湖上平章」、「蟋蟀宰相」之事津津樂道，大做文章，仿佛擁有受人詬病的生活方式和不務正業的個人愛好，必然會成為形容丑陋的奸佞小人。

這種過于簡單化、臉譜化的人物形象，并不能有助于我們全面客觀的了解賈似道的本來面貌。

要知道，賣國求榮、構陷岳飛的秦檜，曾經也是矢志抗金的熱血青年，「人生自古誰無死」的文天祥，早年也是紙醉金迷、夜夜笙歌的浪子。

而賈似道二十五歲得中進士，此后一路升遷，多少還是有些真才實學，主政之后，雖有結黨營私、排除異己之舉，但也為恢復經濟不遺余力的改革變法。

而實際上，賈似道的禍國殃民，不在于經濟、政治方面，更不是生活作風和個人愛好，歸根結底還是由于「鄂州大捷」而匆匆走上神壇，而成為名不符實的戰神之后，其軍事能力又不足以應付南宋末年紛繁復雜的戰爭環境，尤其是面對強大的蒙古人，其主政之后的一系列軍事舉措，都為王朝的敗亡埋下了隱患。

首先，賈似道任人唯親，支持親信呂文德，組建了長年把持京湖戰區的呂氏集團，同時，南宋沿江諸多州縣多被其親族、部曲占據，這使得南宋國防的基礎變得脆弱和單薄。

且不說因為呂文德的短視，造成了襄陽被圍的惡果，而隨后的襄陽保衛戰，當呂氏的核心人物、襄陽守將呂文煥開城請降后，其他集團成員也相繼變節投敵，致使南宋長江防線迅速崩潰瓦解。

另外，其推行的「打算法」，以核實軍費開銷為名，暗中整飭、迫害不馴武將，排除軍中異己。

也正是因為這個「打算法」，間接逼反了劉整，此人投靠元朝，在日后蒙軍奪取襄陽的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再回到賈似道本身，謊報軍情、虛構鄂州大捷，讓宋理宗忽略了戰爭的殘酷本質，也低估了蒙古這個對手的可怕。

強敵虎視眈眈之際，大宋天子卻輕視邊疆安危，「無所畏懼，縱情極欲」，實在是王朝的莫大不幸。

而「偽造的英雄」賈似道，他的一戰封神，也讓南宋君臣錯誤的認為，已經具備輕易對抗蒙古人的能力。

結果1275年，在生死存亡的丁家洲之戰中，賈似道帶著十三萬人馬和兩千艘戰船再次走上前線時，「戰神」不戰而逃，導致全軍崩潰，長江防線徹底淪陷。

而南宋王朝最后的家底也在此戰中被揮霍一空，直至滅國，都無法再組織起成建制的軍隊與蒙古抗衡。

當然，將王朝的興衰成敗，完全歸結于一人一事之上，恐怕有失公允。但從1260年「鄂州大捷」發生，到1276年宋恭帝臨安出降，短短十六年時間，一百五十余年歷史的南宋王朝，便迅速走向崩潰滅亡，站在舞台最中央的賈似道，無論如何都難辭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