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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咸淳九年（1273）正月十二日，北風寒冽，山川蕭瑟，漢水在慘淡的陽光下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冰冷而凄厲。
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呂文煥，站在襄陽城的角樓之上，雙目血紅地遙望著漢水北岸———那里，是即將被戰火吞噬的樊城。
笨拙而沉重的攻城槌，轟擊著城門，傳來令人心顫的悶響，每一下，都仿佛重重敲擊在呂文煥的心坎之上。
只是搖搖欲墜的襄陽，自保尚嫌不足，更何況連接兩座城池的唯一浮橋也早已被敵人斬斷，除了眼睜睜地看著對岸的樊城淪陷，一江之隔的襄陽軍民，沒有任何辦法。
在蒙軍激昂的戰鼓和吶喊聲中，投石機拋出的巨大石塊，呼嘯著從半空狠狠砸下，聲若雷霆的陣陣巨響過后，無數的血肉之軀便和千瘡百孔的城墻一道化為了齏粉。
硝煙火焰、箭雨巨石，殘破的肢體和噴涌的鮮血，與夕陽下殘破不堪的孤城，構成了如同煉獄般的畫面——雖咫尺之遙，卻注定天人永隔。戰爭，正用最殘忍的方式將生死割裂在所有人面前。
凄厲的哀嚎在寒風中此起彼伏，然后漸漸消散，一種從未有過的悲痛和無助，突然襲上心頭，呂文煥絕望地問自己，難道一切就要這樣結束了嗎？
1234年蒙宋聯手滅金后，因急于收復中原故土，宋理宗倉促出兵北伐，結果「端平入洛」不僅收獲慘敗，更導致蒙宋之間短暫而脆弱的「友誼」宣告結束。
1235年，蒙古大汗窩闊台以南宋「背盟」為由，集蒙古、女真、西夏、渤海諸部共計50萬人，兵分三路大舉攻宋。
而縱觀蒙宋的第一次全面交鋒，在東起兩淮、西至川蜀，綿亙數千里的漫長戰線上，蒙古鐵騎都幾乎顯示出了強大的實力。
除東路軍在兩淮地區遭到南宋部隊的殊死抵抗，未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外，其余兩路均收獲重大勝利。
其中，作為主力的蒙古中路軍，攻克重鎮襄陽——自1134年岳飛收復襄陽六郡以來，南宋百年時間積蓄的物資兵械幾乎被洗劫一空，同時，數萬百姓被虜北上，30萬石糧草盡入敵手，可謂損失慘重。
而闊端率領的西路軍，由關中南下，勢如破竹，南宋治下川陜四路的諸多州縣悉數淪陷，尤其是攻克成都之后，百萬蜀民死于蒙軍的野蠻屠城，更是給天府之國帶來了無盡的災難。
但此時的蒙古尚未對如何滅亡南宋形成清晰的思路，其軍事行為，從本質上來說，依然帶有北方游牧民族「打草谷」的慣性思維，摧城拔寨之后，便是一頓瘋狂的燒殺劫掠，著眼于既得利益，而忽視了占據蜀中和襄陽地區，在戰略上給南宋帶來的威脅。
因此，在局部戰爭中，蒙古人雖然收獲了空前的勝利，但尚未給宋廷造成不可逆轉的致命損傷。
而南宋雖在戰爭之初便陷于相對被動的局面，但依靠當時第一名將孟珙在川蜀、荊襄地區不斷組織反擊，給入侵者帶來了持續而強烈的軍事壓力。而隨著1241年窩闊台汗病死，蒙軍主力悉數北歸， 蒙宋的第一次大規模對決，暫時告一段落。
窩闊台之后，托雷長子孛兒只斤·蒙哥成為了草原新的主人，在繼承汗位并利用十年時間平定內亂后，1251年，蒙軍再次發起了侵宋戰爭。
與窩闊台時期相比，蒙哥對于滅宋的思路更加成熟和清晰，同樣的三路人馬，目標卻都指向了南宋的長江防御體系。
中路經關中奪四川，占據長江上游，北路從河南進攻荊襄；南路軍經云南出廣西，沿湖南北上。
按照蒙哥的戰略構想，三路大軍最終會在長江中游的重鎮鄂州（武漢）匯合，然后順流直下，一鼓作氣直搗臨安。
開戰之后，實際的交鋒情況，也在按照蒙哥的設想發展，兀良合台率領的南路，打到了潭州（長沙），而忽必烈指揮的北路，則已經兵臨鄂州城下。
南宋已是岌岌可危，但最關鍵的時刻，此前名不見經傳的合州釣魚城，卻意外擋住了由蒙哥御駕親征的中路主力。
1259年8月，雄心勃勃的蒙古大汗突然戰死于釣魚城下，由于汗位空懸，三路大軍隨即返旆漠北，會師鄂州的計劃因此不攻自破。
兩次南下侵宋，前后橫跨24年，但對于看似孱弱的南宋，無堅不摧的蒙古鐵騎卻始終沒有摸索出一招致命的辦法。
但一切都因為劉整的叛宋降蒙而徹底發生了改變。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出生于1212年的劉整并不能算作宋朝人，因為在其出生前70多年，他的故鄉鄧州穰城就被南宋割讓給了金國。
而這個在金末由北朝投奔南宋的悍將，雖戰功赫赫卻因地域歧視和出身問題而屢受猜忌，無奈之下最終在1261年憤而轉投蒙古。
此時，蒙哥的四弟忽必烈在殘酷的汗位競爭中勝出，并積極籌劃著第三次南下作戰，而了解南宋防御體系的劉整，不僅積極充當攻宋的急先鋒，更向忽必烈提出了「 欲滅南宋，先取襄陽」的戰略性建議。
要了解這一戰略對南宋的毀滅性打擊，還要從長江防御體系說起——比之北宋，偏居一隅的南宋不僅疆域狹蹙，而且失去了北方山脈的戰略縱深和黃河的天然屏障，在與游牧民族對抗時，就顯得尤為被動。
好在其都城臨安（杭州）地處東南，北方的敵人如果要南下，最終要解決的必然是如何渡過長江天塹的問題，
南宋當然也知道利害所在，因此在與蒙軍不斷的交手中，圍繞整個長江防線，逐漸在上中下游形成了川陜、京湖、兩淮三大戰略防區。
對蒙古人而言，攻克臨安最便捷的途徑，當然是由兩淮地區南下，但此處河道密布，水網縱橫，非常不利于騎兵部隊的大范圍機動作戰，況且宋廷也深知兩淮對于拱衛京畿的重要性，因此守備力量也最為雄厚，所以，1235年窩闊台第一次大規模南侵，就是東線在兩淮地區無功而返。
而攻克蜀地，再從上游順流直下，或者直接進攻中游的臨江重鎮鄂州，在蒙軍無法完全控制水上交通的前提下，南宋其余防區的力量便可以利用水路，快速的進行增援和補給。
同時，蒙哥戰死于釣魚城下，忽必烈也曾經在鄂州鎩羽而歸，因此，無論選擇攻擊上游的四川地區，或者中游的荊襄地區，似乎都沒有必勝的把握。
如此一來，在進攻方向的選擇上，南下的蒙古人似乎已經走入了死胡同，但正因為劉整的獻計獻策，卻瞬間切中了南宋的要害。
下游的兩淮地區難以撼動，而即使打下上游的川蜀地區，順江而下，依然還要突破南宋的京湖防區，所以問題的癥結所在，其實還是在長江中游。
而南宋的京湖戰區（荊襄戰區），是圍繞襄陽、江陵（荊州）、鄂州三大重鎮為中心而建立的防御體系，三城依靠長江、漢水相連，互為犄角，相互依托。
但相對于身處腹地的江陵、鄂州而言，濱漢江而立、孤懸于最北端的襄陽，在地理位置上是最容易被攻克的。
如果發生大規模的戰爭，襄陽的安危，則完全依賴于漢水下游的策應，但漢水不比長江，其河道狹窄，更容易被封鎖，如果失去外部的增援，便只剩憑城固守一途。
另外，無論是渡河還是控制水路，一支強大的水上部隊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南宋不可能坐視蒙古人在長江河道上不緊不慢的建造戰船和訓練水師。
因此，在攻擊襄陽的過程中，不僅可以利用漢水造船，而占據這一漢水要塞后，水師更可以「浮漢入江」直撲鄂州，進而撕裂宋朝的整個長江防線。
所以，「欲滅南宋，先取襄陽」的高明之處就在于，雖然蒙宋都將長江防線視為勝負的關鍵，但劉整的策略，卻是將戰爭的著眼點不再局限于長江，或者死磕南宋的臨江重鎮，而是將連接長江的漢水作為突破口。
雖然蒙古準確地找到了切入點，但要拿下襄陽，卻并不容易。
襄陽，更準確地說應該叫襄樊，它是由隔漢江而筑的襄陽和樊城共同組建的防御體系。
樊城的北面有一片開闊的湖水，城南則緊鄰漢水，以步騎兵為主的蒙古軍面對這些山水溝壑將會舉步維艱。
而南岸與其隔江相望的襄陽城，地理位置更為優越，東、北兩面為漢江環繞，西、南又有眾多山脈形成天然屏障，而兩條能從群山之間進攻的路線，又都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羊腸小道。
不僅如此，襄陽城外，還有引漢水而建、平均寬度達到180米的護城河，從東、西、南三個方向將城垣完整地護衛起來。
另外，漢江之上還建有連接襄、樊的浮橋，二城互為犄角，緊扼河道，戰時還可以通過浮橋相互支援。
再加上城垣堅固，駐軍更是高達兩萬之眾，而糧草充裕，號稱可供十年堅守之用。
而最關鍵的，襄陽既是扼控南北的陸地要沖，又是襟江帶湖的水路咽喉，如果貿然發動全面進攻，南宋必然會依托漢水從下游源源不斷地進行支援，到時候，勞師遠征的蒙古人，便只剩在城下以犧牲無數生命為代價，硬撼堅城一途。
面對城高池深、兵精糧足，幾乎無懈可擊的襄陽，忽必烈意識到，首先要做的，便是不動聲色地將襄樊包圍起來，并盡可能地切斷漢水的補給路線，將其與外界徹底孤立起來。
為了實現「圍而不打，絕其外援」的策略，1267年，忽必烈遣使賄賂當時南宋的京湖制置使呂文德，請求在襄陽城外設置「榷場」。
在兩國邊境建立官方的貿易市場，進行互市通商交易，這樣的榷場，在宋遼金時期都非常普遍，但作為荊襄防區的最高軍政統帥，昏庸糊涂的呂文德，既沒有看透蒙古人建立榷場背后的狼子野心，對榷場設立在如此敏感的地點又沒有加以防備，反而是在金錢的誘惑之下，欣然應允了北方強敵的要求。
隨后，蒙古人又以周邊盜匪猖獗，保護貨物安全為由，申請在榷場外建立堡壘，由此，蒙軍堂而皇之地在襄陽東南的鹿門山，成功建起了第一個軍事據點。
呂文德雖然被賄賂蒙蔽了眼睛，但鎮守襄樊的呂文煥（呂文德堂弟）卻從敵人的小動作中察覺到了危險，并告誡兄長，火速派兵拔掉鹿門山榷場，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
誰知堂弟的警告，非但沒有引起呂文德的重視，反而怒斥呂文煥小題大做、妄言邀功。
就這樣，在南宋將帥的眼皮底下，一座座堡壘在關節要隘處拔地而起，等到呂文德終于醒悟過來時，襄陽外圍已是「 重營復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絡無罅」。
此時陸上交通幾乎被全部隔絕，而襄陽最關鍵的生命補給線、漢江下游連通鄂州的水路，也因為白河口和鹿門山兩座據點的存在，而遭到了徹底的封鎖。
1269年，彌留之際的呂文德在咽氣前曾無比羞愧和悔恨地高呼道「 誤國家者，我也！」
只是彌天大錯已然鑄成，這臨終的懺悔又有何意義？而接下來的漫長歲月中，整個襄陽乃至南宋王朝，都將因呂文德的愚蠢和短視，付出難以承受的慘痛代價。
襄陽水陸被圍，擺在南宋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放棄襄樊地區，集中兵力退保下游的鄂州，要麼便是全力以赴地進行支援。
當然，從此后的形勢來看，棄襄守鄂或許更能在戰爭中掌握主動，因為至少長江的控制權還在南宋的手中，川陜和兩淮的兵力也可以及時馳援。
而力保襄樊，卻正合蒙古人圍點打援之意，南宋此后的救援行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更直接導致襄陽淪陷之后，長江防線又迅速崩潰。
但或許是襄樊的地理位置太過重要，又或許是城中數十年的積累難以割舍，兩難的宋廷最終還是選擇了力保襄樊。
由此，這場生死大戰的焦點，便從圍繞城池的攻防戰轉化為蒙宋之間阻援和破圍的拉鋸戰。
1269年三月，兩淮都統張世杰，率馬步舟師水陸并進增援襄陽，結果與蒙軍在漢江上一場大戰后被擊退。
同年七月，冬春窄淺的河道變得浩渺無垠，權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夏貴，親率三千戰船、五萬水軍，滿載糧草鹽布，浩浩蕩蕩溯漢江馳援襄陽。
由于當年漢江水量格外豐沛，下游兩岸堡壘大半被淹，蒙軍飽受水浪侵襲，對夏貴的突然出現缺乏準備，而江面寬闊，臨時發射的投石、箭矢又無法傷及江中船隊分毫，宋軍基本沒有遇到阻力，物資便安全地抵達了襄陽城下。
但也許是增援任務完成得過于順利，返程的夏貴竟臨時起意，率軍攻打襄陽東北的魚梁洲蒙軍城堡，結果反遭對手偷襲，在折損戰船五十多艘，傷亡士兵兩千余人后，狼狽逃回下游郢州。
而夏貴雖然慘敗，但數千南宋戰船大搖大擺地增援，給負責圍攻襄陽的阿術、劉整等人帶來極大震動，為避免宋軍利用汛期再次來援，蒙軍在冬季水淺時，在河道之中打入大量粗壯的木樁，密密麻麻的木樁之間，又相互釘上鐵鏈，以此防范下游南宋戰船在江面行駛。
同時，各地蒙軍也是源源不斷地增援而來，短短一年之內，圍困襄陽的蒙軍就達到了10萬人。
而劉整更是在漢江邊，打造了一支戰船五千艘、兵員七萬人的水師，使蒙古人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水上部隊，從而完全具備了與南宋在江面一決雌雄的能力。
南宋這邊，襄陽的形勢愈發不容樂觀，而夏貴兵敗引咎辭職后，關于由誰來主持荊襄大局，朝堂之上卻還在爭執不休。
御史李旺等人，推薦在此前堅守襄陽八年的名將高達奔赴前線，但奸相賈似道更傾向于「呂家軍」系統的將領出任統帥，雙方角力之下，公元1269年冬，「中間派」李庭芝被調離兩淮，出任京湖制置大使。
但京湖地區素來是呂氏集團的勢力所在，呂文德的女婿范文虎第一時間便跳出來反對「外人」插手，其說動賈似道，要親自領兵解救襄陽，唯一的條件便是不受李庭芝的節制。
1270年六月，漢水再次暴漲，范文虎率領京湖以及從兩淮支援的精銳部隊十萬人、戰船一千余艘向襄樊挺進，結果這個好大喜功的草包之人，毫無策略計謀，只知一味埋頭硬闖，而蒙軍早已在漢水布下天羅地網，如甕中之鱉的范文虎遭遇慘敗，損失戰船上百艘，救援襄陽的糧草、輜重更是盡落敵手。
而李庭芝接任京湖制置使后，不僅屢遭掣肘，手持帥印，又幾乎無兵可調，面對襄樊命懸一線的危局，萬般無奈之下，只能征召民兵救援。
1272年五月，在民兵首領張順、張貴的帶領之下，三千死士乘百余輕舟，趁夜由上游均州進援襄陽。
是時漢水漲潮，敢死隊將小船分三艘為一組，以紅燈為信，張貴突前、張順殿后，冒蒙軍箭矢彈雨，突破重重封鎖，如蛟龍入海一般，連夜轉戰一百二十里，終于在黎明時分抵達襄陽城下。
三千援軍神兵天降，這是1269年夏貴援襄以來，再次有南宋的部隊抵達，對于深陷重圍五年之久的襄陽軍民，無異于莫大的鼓舞。
但不幸的是，首領張順卻死于混戰之中，張貴在回程途中也被蒙古人俘獲，不屈被害。而更不幸的是，這也是襄陽最后一次接受到援助和物資。
從1269年開始，南宋先后十三次、共計出動十五萬水師救援襄陽，但并未改變戰局走向。
1273年，襄陽來到被困的第六個年頭，城中糧食雖能勉強應付，但食鹽卻所剩不多，尤其是炭薪、布帛奇缺，嚴冬降臨，守城將士于寒風中苦熬卻無御寒取暖之物。
更糟糕的是，圍困日久卻始終無法破城，使忽必烈意識到襄樊城高墻堅，要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必須找到摧毀城墻的關鍵武器，于是向同屬蒙古的伊爾汗國求助能工巧匠，建成了威力驚人的重型攻城武器——回回炮。
1273年初，蒙軍兵分五路對相對薄弱的樊城發起總攻，而開戰之前，還砍斷了漢江上的浮橋，襄、樊二城至此唇齒分離，各為孤城，已經無法相互援助。
在回回炮發射的巨大石塊轟擊之下，樊城城墻頃刻便被砸開巨大的豁口，劉整則趁機指揮水軍從西南方發起進攻。
而已經困守五載的樊城軍民，在最后時刻，仍表現得不屈不撓——城垣殘缺，便以血肉之軀為墻，城池被破，便以巷戰頑強阻敵，鏖戰十四個晝夜，直殺到飲血水止渴，食生肉充饑，但終還因寡不敵眾，于正月十二日，樊城淪陷。
隨后，蒙古人按照他們的一貫作風，對頑強抵抗的城市實行屠城。樊城軍民血染漢水，堆尸如山。
二月，蒙軍稍作休整，便開始了對襄陽城的最后進攻，在回回炮的巨大威力之下，襄陽城看似寬厚的城墻同樣瞬間便遭遇重創，大廈將傾之際，不少守城將士開始外逃降敵。
眼看孤城外乏援兵，內無斗志，淪陷只在旦夕之間，萬般無奈的呂文煥，在得到忽必烈投降后不傷襄陽百姓的承諾之后，于1273年二月二十四日，著素衣立于道旁，開城投降。
而持續近六年的襄陽之戰，最終以南宋的全面失敗而告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