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蓮教大起義自發生以來，無論是清代政客、史家，也無論是清亡以來的史學研討，幾無不同意見，一致認為此事件為清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可見這一事件對清朝歷史影響之巨。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表面看去為個別奸民造經咒畫像，吃齋治病，以惑眾斂財，然而竟能使民眾深信不疑，應者云集，不惜舍生與官兵對抗，已遠非「迷信」二字所能解釋。

其本質是乾隆中期以降，清代社會諸種矛盾積累激化一旦爆發的必然結果。

白蓮教起義何以爆發？

自乾隆中期以來，清代社會便已走過了它的鼎盛與繁榮，開始漸呈疲態。

乾隆帝志得意滿，卻也時露憂懷：

地土有限，人口激增；國稱富裕，水旱無時；

物價高漲，貧富不均；吏治敗壞，貪案頻發。

乾隆三十年（1765年），發生了新疆烏什地區的維吾爾族暴動；

乾隆三十九年，爆發了山東清水教首領王倫教導的農民起義；

乾隆四十六年，西北爆發了蘇四十三領導的甘肅撒拉族起義：

乾隆四十八年，又爆發田五發動的甘肅回民起義；

乾隆五十一年，台灣林爽文又以天地會組織起義；

乾隆五十九年，湖南、貴州交界的石柳鄧領導的苗民起義。

這些暴動和反抗持續不斷，直到乾隆帝退位，苗民仍在與清軍激烈戰斗。

此外，被乾隆帝自詡的「十全武功」，許多便與邊民利益沖突、民族矛盾尖銳有關。

一切都已表明，正如乾隆帝的垂老衰朽一樣，清王朝的輝煌漸漸暗淡，與嘉慶帝的登位相伴隨的不是意志昂揚的創業，也不再是安然和平的發展，而是疲于奔命的保守。

「山雨欲來風滿樓」，白蓮教大起義正如一場暴風驟雨猛烈地沖刷著清王朝的統治根基。

1、白蓮教由來

白蓮教是一種在宋代起自民間的秘密宗教，它是由摩尼教、彌勒教、佛教、道教等教義和教規糅合而成。

在元朝末年，白蓮教迅速發展，成為反抗元朝的農民起義群眾的主要組織手段。

在下層民間傳播蔓延。

元末紅巾軍大起義正是以此為旗幟和組織形式而發動的，甚至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也因其原本崇奉「小明王」而得以立為國號。不過，白蓮教的這種反抗精神和民間化的組織形式早已被奪得政權的朱明統治者所禁止。

白蓮教在明朝統治的兩個多世紀中一直處于被壓制的狀態。

直到明末徐鴻儒的起義發生，才使人們再次看到其為民間潛流的無限生命力。

到了清代前期，白蓮教的活動雖仍處地下，然擴展更加廣泛，主要集中在直隸、山東、河南、湖北、四川、陜西等省區其參加者的成份也更為復雜，基本仍以農民為主，兼有不少流民和困苦的手工業者。

而發生在乾隆中期的王倫起義，其所利用的「清水教」，其實就是白蓮教的一支。

隨著社會矛盾的積聚，到乾隆統治的后期，白蓮教的秘密結社在各地更加積極地活動起來，且支派林立，名目繁多。

著名的有聞香、大乘、龍華、混元、無極、無為、先天、收元、八卦、天理、清水、園教、三陽、長生、青蓮、羅祖、弘陽、皇天、善友、九門、燃燈、十門、西來、清茶門等。

他們名目雖別，但主張雷同，而且為避免清政府的追查，名稱不斷變動改換。

為傳播教義，使教眾有所遵循，「每立一會，必刻一經」。

廣念「八字真言」，即「真空家鄉，無生老母」；

和「十門有道一口傳，十人共事一子擔，十口和同西江月，開弓箭射到長安」的四句歌詞。

其意是表達對現實狀況的不滿和否定，號召大家團結一致與邪惡的統治相對抗。

有些宣稱「彌勒轉世，當輔牛八（暗寓「朱」—明朝），人教者可免諸厄」，直接提出反清復明的主張。

在理論上，倡導青陽、紅陽、白陽「三際說」，意思是青陽已成過去，現在正當紅陽、白陽交替的「劫變」，在不久的將來，將由彌勒掌盤，白陽當道，眾教民即可進歡樂天堂。

在白蓮教的組織內，宣傳「同財同色」，教眾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取消人與人的一切差別，甚至性別。

教徒們把這些幻想編成歌謠，走村串戶，以販物醫卜為名，到處傳播，在白蓮教各支的上層首倡者那里，多有利用民眾痛苦茫然無助的狀態，騙人斂錢，巧取豪奪者。

然而被點燃欲望之火的民眾，已難控制自己的情緒，多已陷入理想的虛幻難以自拔。

從乾隆中至乾隆末，白蓮教如一股愈旋愈猛的龍卷風，在長江、黃河之間的窮鄉僻壤扶搖滾動，已漸成一種清政府難以控制的局面。

2、被逼出來的起義

早在山東清水教王倫發起暴動之前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河南許州、汝陽一帶的白蓮教支派收元教便廣收教眾，到處傳播「戊子己丑天下亂」之語。

盡管其并未集成勢力即遭鎮壓，反抗的苗頭卻日漸清晰。

而6年之后，王倫的起義便已然揭開了白蓮教眾反抗清政府腐敗統治的序幕。

王倫起義失敗的當年，河南歸德府鹿邑縣民樊明德創立白蓮教支派混元教，傳經授徒，勢力潛滋暗長。

次年（乾隆四十年三月）被官府發覺，樊明德及大批教眾被捕并被殺害。

盡管如此，白蓮教的活動仍在暗中進行。

劉松的弟子劉之協、宋之清等將混元教改為三陽教，共推劉松為教主，稱劉松之子劉四兒為彌勒佛轉世，揚言人其教者可免水火刀兵之災，在湖北、四川、河南一帶組織、發動反清斗爭。

1793年，劉之協又推王發生為首領，宣傳王為「牛八」，準備起義。

而宋之清則另創西天大乘教，奉河南南陽人李三瞎子為真彌勒佛轉世與劉之協分裂為兩股，其勢力發展迅速。

與此同時，收元教徒王應琥又揚言彌勒佛在河南無影山轉世，吸引不少人入教，在鄂豫川邊界形成一定規模。

正當白蓮教各支迅速傳播之時，清政府鑒于王倫起義的教訓，也在秘密偵緝白蓮教的活動。

由于各支教派之間的矛盾和組織的不嚴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六月到九月，在河南、湖北、陜西等各處，三陽教、西天大乘教和收元教等三大支白蓮教組織相繼遭到慘重的打擊。

這一方面使大批教派骨干被殺，也極大地激化了白蓮教眾與清政府之間的矛盾，成了白蓮教大起義的導火索。

約在乾隆五十九年六月，清政府首先在陜西興安府破獲了西天大乘教組織，有骨干六七十人被捕。

幾乎同時，在四川大寧又有收元教骨干數人被逮。

時任四川總督的福康安一面向乾隆帝奏報，一面向陜西、湖北等地「連委正佐各員，分投密往，嚴行搜訪，又令各該營干練備弁改裝易服，到處踩查，以期案犯速獲。

「乾隆帝一面降旨，停止福康安改派云貴，一面詔令調遣能員馳赴河南、湖北、陜西等省，嚴旨將傳信教之人「徹底根緝，按名拿獲」，各負責官員「務須設法購線跟蹤蹈緝，將案內各犯全數拿獲，毋使一名漏網，倘不能搜查凈盡，別經發覺，惟該督是問」。

一場大規模的緝捕和鎮壓白蓮教徒的行動在湖北、四川、河南、安徽、甘肅等地迅速展開。各地拿獲教首的奏報雪片般傳向京城。

八月中旬，西天大乘教教首宋之清及骨干一百余人在湖北被捕。

九月中旬，收元教骨干數十人在房縣遭擒。

與此同時，在陜西，三陽教教主劉松及其子劉四兒落網；

十數日后，三陽教的「牛八」王雙喜和教首劉之協的家人親屬數十人相繼下獄。

在這次大逮捕中，除劉之協逃跑外，三大支派的主要人物幾乎全都處以極刑，慘遭殺害。

大搜捕不僅造成了大恐怖的氣氛，一些地方官竟利用「搜教」之名，借機大肆敲詐勒索，使得本已求生乏術的無告貧民，更是雪上加霜，惶惶不可終日。

官兵們走村串巷，挨家挨戶搜索，「不論習教不習教，但論給錢不給錢」，任聽胥吏多方勒索。

「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

當起義造反如潮如涌起于各地后，嘉慶帝一直感到困惑不解的是：

一方面從官員奏報中，似乎教眾早已根除凈盡；

另一方面民不畏死，「民亂」蜂起于各地，直到幾年后他才知道「官逼民反」的真相。

嘉慶五年八月，嘉慶帝從一些官員的奏報中了解到：

許多民亂都是地方官「激成」 。

四川達州知府戴如煌當時私設衙役達5000名之多，擒獲教首只要給足銀錢就可釋放。

在湖北，有官員經全面調查，得知

「查教匪滋擾，始于湖北宜都縣之聶結仁，而聶結仁之變，實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

緣自教首齊麟等正法于襄陽府后，匪徒各皆斂輯，節經奉查劉之協與余黨類，亦不許張皇牽累，節外生端。

而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為能，于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內，委查宜都縣境，一意苛求。

凡衙署寺廟，關鎖全滿，內除富家嚇索無算及赤貧者按名取結，各令納錢若干釋放，其有少得供據者，立與慘刑。

至以大鐵釘生釘人手掌于壁上，號慟盈廷。

或鐵錘排擊多人，足骨立斷。

若情節尚介疑似，則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載至一二百人，堆如積薪，前后相望，未至而饑寒擠壓，就斃大半，浮尸于江，余全歿獄中，亦無棺瘁，居人無不慘目寒心」。

常丹葵因此被人稱為「鬼頭」，「謂其為殘害生靈之罪首也」。

其實，這種情況在「搜教」各省，所在皆然，只是大同小異。

腐敗政治的殘酷性在維護其統治的矛盾沖突中，總是愈見殘酷。

乾隆末年的官吏盤剝不僅使民生艱難，更不允許民眾自慰于幻想，當然更不準有少許的不滿和反抗。

其實正是這種從物質到精神的政治高壓，迫使廣大教眾在求生無路的激怒中，毅然放棄了幻想，舉起了造反的大旗。

3、起義的爆發

乾隆六十年，在走投無路之中，湖北各地白蓮教首領集會密謀，決定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時（嘉慶元年三月初十，1796年4月17日）在各地同時發動起義。

在準備武器和糧草的過程中被官府覺察，湖北枝城、宜都兩地的教首張正謨、聶杰人毅然提前于嘉慶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舉起義旗。

鄰近的長陽、長樂兩縣教眾在林之華、覃加耀的率領下立即響應。

隨后，在湖北，起義如一股旋風，兩月之中，席卷至當陽、保康、竹山、孝感等各縣。

在襄陽地區，由王聰兒、姚之富、王廷詔、樊人杰、張漢潮、高均德等教首發動的隊伍，迅速超過萬人。

「當陽、枝江、相繼作亂。由是勾連裹脅，日聚月滋，而無賴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咽嚕子，南山之老戶、襄鄖之棚民、沿江私鹽之梟，各省私鑄之犯，乘間濫人，鼓煽劫掠，紛紛而起」。

到嘉慶元年五月，起義已遍及湖北、河南大部及四川、貴州一部。

積之既久，其發必速；壓迫愈深，反抗愈烈。

起義的迅速發生和蔓延，令清廷上下大驚失色。

這不僅因其事起突然，更因當時清政府文恬武嬉，對嚴峻的民間積怨估計不足；

也因為當時正調兵征剿湖南、貴州交界處的苗民起義，湖北等地兵力空虛。

而「征苗」之處，地近川、鄂，早使兩地不堪兵擾役征，民窮財盡，這種壓力也成了教民憎恨官府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乾隆中至乾隆末，白蓮教如一股愈旋愈猛的龍卷風，在長江、黃河之間的窮鄉僻壤扶播滾動，已漸成一種清政府難以控制的局面。

起義的過程

起義一發生，立即震動了湖北的封疆大吏，湖廣總督畢沅、湖北巡撫惠齡一面上報，一面急調3000兵馬征剿荊州義眾。

由于起義提前發動，各處未能及時響應，加之白蓮教起義初起便暴露出起義各支隊伍之間各自為戰、互不聯系配合的致命弱點，聶杰人在枝江的暴動僅堅持了一個月，便在清軍的進攻下投降，不久被殺。

因此，一面宣布蠲免湖北20州縣本年額賦，以緩和民眾的艱難和緩解對抗情緒，一面傳旨令毗鄰各省速派官兵前往湖北，分頭堵截。然而這一切都顯得太遲了，起義正在蔓延，而征剿愈顯被動。

此后，清軍與教眾在湖北展開了激烈的搏殺。

永保率重兵咬住襄陽不放，不久，在隨州紅土山挫敗姚之富、王聰兒。

在此基礎上，其他領兵諸將也都取得一定進展。

嘉慶二年正月，有一個形勢的變化對清政府有利：湖南 「苗亂裁定」。

各位領兵大員額勒登保、德楞泰、明亮等得以率兵分赴襄陽、長陽、達州等地助剿。

然而事實卻不像設想的那樣順利。

川東北大面積起義的發展勢頭迅猛。

徐天德起事達州后，迅速率隊北上，走太平（今四川萬源）人陜，直趨興安屬之安康、平利、紫陽等地。

其實，在湖北義軍入川之前的一年多時間里，四川義軍已經與清軍苦戰了幾個回合，形勢正處危難之間。

湖北義軍的到來，可以說是四川義軍重振的大好時機。

嘉慶二年六月底，川楚白蓮教各部匯合于川北與清軍爆發的第一場大戰是開縣白秀山之戰。

這次川楚義軍的不合作，不僅給清軍各個擊破提供了方便，也因此暴露了教派首領間既無統一的奮斗追求，也無意放棄各自的私利，結果只能是在一場混亂之后的最終失敗。

嘉慶二年（1797年）底，襄陽起義軍在川北、陜西進行了大幅度運動戰以尋找戰機，最后聚會于漢中以西，并準備搶渡漢水，奔襲西安，以擺脫被追擊圍剿的被動困境。

于是，分王聰兒與姚之富、王廷詔與高均德、李全與樊人杰、張漢潮與劉永泰四路。

正當清軍主力猛追王、姚路起義軍時，高均德在漢中西搶渡漢水，兵鋒指向西安，迫使清軍明亮、德楞泰放棄王、姚，轉而尾隨高均德，從而使起義軍主力王聰兒部得以輕松渡過漢水。

消息傳到京師，嘉慶帝大怒，大罵明亮等舍重就輕，墮賊計，使齊王氏得乘間北渡，盡奪其世職、紫韁、孔雀翎，令其戴罪立功。

起義軍各路北渡漢水入陜后，一度大得施展。王聰兒與高均德會師，吸引了明亮、德楞泰、額勒登保等清軍主力。而李全等其他起義軍則分路由城固、洋縣老林山區，北出寶雞、岐山，合攻眉縣、周至，甚至一度進逼西安。

但因追剿失誤，又屢屢被朝廷死命督責，德楞泰和明亮以「待罪之身」，使出渾身解數，調動大批清軍，死死纏住王聰兒、姚之富部不放，終于將起義軍逼人被動不能自拔的境地。

王聰兒與姚之富見攻西安已沒有可能，只好率隊撤往東南一路連戰連敗。在湖北西的三岔河，全軍進入險地。

兩側高山夾峙，后有追兵數萬，溝口前又被鄖西知縣孔繼搟所率的數千鄉勇死死堵住。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近萬義軍經殊死搏殺，幾乎全部戰死。

王聰兒和姚之富被逼攀上山崖，相繼跳崖而死。

這是白蓮教起義后遭受到的最嚴重的挫折。

王聰兒、姚之富戰死后，湖北義軍的李全、高均德、張漢潮各部仍堅持作戰，并尋機痛擊清軍，以報仇雪恨。

但畢竟實力有限，在陜南的鎮安、山陽一帶，義軍是連遭敗績，士氣日衰。

嘉慶三年下半年，嘉慶帝仍堅持「擒賊擒王」的方針，對前線各將再三督催逼命，限期奏功。

各將見一力嚴剿只能使「困獸猶斗」，一時難收成效，便紛紛采用計騙和誘降的辦法。

加之，義軍當時正處進退兩難的困境，一些首領便自動落入了清軍的圈套。

四川義軍主力之一的王三槐、冷天祿部，在南充知縣劉清的招撫下，輕信詐言，自投羅網，被勒保所俘，后被押至京師處死。

冷天祿接受教訓，率部眾據守安樂坪。年底，因寨中鹽糧將盡，詐降突圍后堅持抵抗。

義軍各部隊的失敗和重要領袖一一被擒殺，確實使白蓮教起義由[高·潮]轉人了低潮。

義軍與清朝的拉鋸戰已使川陜鄂與荊襄地區一片瘡痍，滿目荒涼。

這使得義軍繼續堅持反抗政府的斗爭更加困難。

嘉慶五年中，由于起義軍主要領袖的先后陣亡；

義軍屢遭敗績，士氣低落；糧草補給的日益艱難；

兵員補充也日見減少；

再加上清軍越集越多，封鎖越來越嚴，許多義軍已沒有堅持下去的信心，先是零散地逃離隊伍，后竟有一伙伙地離散現象。

起義已進入最危險艱難的時刻。

嘉慶六年初，嘉慶帝見義軍們無繳械的動向，便下決心加大圍困打擊力度，迅速解決問題。

于是下詔前線清軍將領，務必盡快擒斬各路義軍首領，并將擒殺義軍首領分別列出升官、賞銀的檔次。

這既是分化瓦解的步驟；同時也說明嘉慶帝再次把目光轉向他一直沒有放棄的「擒賊擒王」的策略。這場曠日持久的反政府斗爭，已使嘉慶帝心勞力拙，疲憊不堪。

盡管他急于求成，屢下詔旨，反復督責前線將領盡快平叛。這年年底，清軍將剿白蓮教作為善后事宜。

一是在川、楚、陜屢歷兵熨之處，提高地方設治的等級，增設官員；

同時，開始布置和督促官員招民墾荒，對銅、鹽礦藏「有便于民無害于官者，量為措置」。

到嘉慶九年九月，白蓮教大起義才算最后失敗。

起義失敗原因

川、楚、陜白蓮教大起義，共歷時9年，涉及5省（加豫、甘），起義軍人數最多時可達40余萬。

為鎮壓起義軍，清廷調集天下兵馬，共涉及16省，自提督、總兵、副將以下將領軍官有400余人被殺，士兵傷亡更是難以計數，僅耗費國庫銀就高達2億兩之巨。

雖然清政府將起義軍鎮壓下去，清王朝已元氣大傷。

延續了一個世紀的康雍乾三朝盛世終告結束，在民間深深埋下了對統治者的仇恨。

白蓮教及與其相關的各種民間宗教仍在民眾中潛伏活動，清朝政治--統的意識形態遭到嚴重破壞。

必須承認，清王朝「官逼民反」的腐敗通過這場大搏斗，極大地震動了掌權登位的嘉慶帝。

他在「平教亂」的過程中，也相應地反思了一些問題。

民眾群起反抗無非因生計艱難，官僚欺壓盤剝使其無法茍活。

這也正是嘉慶帝在其間、其后屢屢告誡官員戒貪、愛民、節約的出發點。

然而，清王朝在既定的運行框架下，各種問題和矛盾已是積重難返，嘉慶帝盡管十分關注吏治問題，官貪民貧卻一直是嘉慶一朝及其后的主要問題之一。

因而引發的社會矛盾和反抗也從此持續不斷。

清王朝再想恢復「盛世」已是毫無可能。

白蓮教起義成了清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如此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失敗了，自然會留下許多令人深思的話題。

其失敗的原因除了當時清朝正值盛世外，其統治基礎仍然相當穩固，社會矛盾也只是局部較為嚴重，尚不足以構成全面的危機，當然無論是財力、物力還是軍事力量都還具有相當大的力量。

應該說起義者本身存在嚴重的弱點。

他們以白蓮教教義宣傳組織群眾，只以一些虛幻的美好向往控制民眾，提不出明確的有號召力的政治目標和口號。

在那些領袖人物中，也不過是對貧富不均和官府欺壓有所不滿而已，甚至連「反滿復漢」和改朝換代的主張也未見提出過。

他們以教義集結起來，形成了一定的組織和力量，構成了對清地方政府的沖擊和威脅。

但這似乎也只是一些首領由聚眾斂財到打家劫舍的不能自控的過程。

因此，白蓮教義眾各支分離，從未成立較有系統的農民政權。

起義隊伍雖多往往各自為戰，既無統一的指揮，也無長遠周密的計劃，而且到處流動，始終沒有一個穩定的立足之地，更談不上根據地。

在起義初期，借助「信徒」的士氣，打敗過清軍，也造成了對清軍的牽制，但事實上更有利于清軍實施各個擊破。

起義軍在山區繞來繞去，最終還是有利于清軍的合圍和追殲，同時也使得清政府可以從各地調集軍隊，加大對起義軍的壓力。

而其他省區基本處于安全狀態。

川、楚、陜經9年戰火反復掃蕩，多已成荒村廢墟，起義軍局限于這一地區，肯定難以持久，終遭失敗則是不可避免的。